5 有「法」無天的香港

文革時期，中國大陸變成了無法無天。三十多年過去，本是法治之區的香港， 成為了中國一部分後，現在也好不了多少，可能只是有法無天。

「法」可以說是人自行制定用來規管社會的規則。「天」可理解為一些客觀存在的道德規律，用以規範人的「法」，讓人不可任意妄為，因必遭天讉。無法無天當然是最惡劣的景況了，因統治者既不受人所制定的「法」所制約，也漠視「天」的客觀道德規範，甚至是自視為天，朕意即天意。

香港一直以來，即使在主權移交之後，是有法亦有天的。立法的程序及法的內容大體都沒有偏離那客觀的道德規範，故我們都相信香港能達到高階的法治。但自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第一次解釋《基本法》，天對法的規範就在減弱中。到最近全國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的決定，可以說香港已正式進入了「有法無天」的時代，離無法無天可能只是一步之遙。用四句話可總結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一、 無法變有法

雖然全國人大常委會是按《中國憲法》設立的權力機構，但相對於《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的權力必須源自《基本法》本身，因《基本法》是根據《中國憲法》由全國人大常委會之上的全國人大所制定。按著天所定下對法的客觀道德規範，法不能讓無權者在沒有法的明確授權下可以變成有權。《基本法》的而且確授予全國人大常委會特定的權力，也有特定的條文確定香港法律的源頭，卻沒有任何一項條文，讓全國人大常委會有權以這種方式去作出這樣的決定。現在中共以為只要是通過了一個看來是正式及權威性的程序，那麼做甚麼決定都可以變成法律了，即使這程序本身並沒有法律基礎。

二、 有法就合法

在這決定的說明，幾條《基本法》條文（第2、7、22(4)、118、119、154(2)條）被引用來支持「一地兩檢」的安排是合乎《基本法》，但按著天對法所定的客觀道德規範，也就是按著文本的客觀自然解讀，怎也看到不到這些條文如何可以直接提供法理的基礎。對《基本法》第18條的解讀，就指全國性法律不適用於香港的限制，只適用於延伸適用至整個香港的情況，但現在按「一地兩檢」安排而適用於香港的內地法律，只適用於西九站內的內地口岸區及只適用於高鐡的乘客，故不抵觸第18條的規定。這種解讀也難與天對法的客觀道德規範相容。同樣，說西九站內的內地口岸區已變成了內地地域，故已並不在香港的地域內，亦是有法無天。

三、 好事必合法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強調「一地兩檢」是有利於促進香港的經濟發展，似乎是說只要這決定是一件好事，就不用斤斤計較法律的規定了。好事就一定是合法的說法，也是與天對法的客觀道德規範有違背的。先不論高鐡是否一定是好事，若它真的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好的幫助，豈不更應做好一切法律安排，以符合天對法的客觀道德規範的方法去確立安排，如修改《基本法》，那就不會把好事變壞事了。

四、 合法一錘定

即使本身程序的法理基礎未明及沒有明確法律條文可支持，但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決定中仍一錘定音地說，「一地兩檢」的安排是符合憲法《基本法》。內地官員在解說時說這決定是不容疑質的。前律政司司長及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更說，即使將來有人在香港提出司法覆核挑戰「一地兩檢」的合憲性，那時候全國人大常委會還是可以正式地解釋《基本法》，內容也會是與這決定一樣。意思是說大家去反對這意思是說大家去反對這決定及「一地兩檢」是沒實質作用的，因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了要做的事，是怎也擋不了的。

中共所展示對法的態度，不用理會法律條文的文本是怎樣寫，只要通是過一些看來是正式及權威的程序，就可以把她認為是好的事，都可以說成是法律或是合乎法律的要求。或許這比無法無天好上一點點，因怎也要通過一些程序及有一些文本作根據，但這樣去用法律，與天對法所定的客觀道德規範是有明顯衝突的。若掌權者發現連這些程序及文本沒有實質作用，滑向無法無天是無險可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