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中國文化與威權法治

在威權法治下，當權者使用法律，最重要的功能是要維持社會秩序，令經濟能有序發展，以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目的是即使人民沒有權利去選舉產生政治領袖，仍能為專制政權爭取管治的正當性。

能有效推行威權法治，一方面是因為當權者執意不交出權力，只想利用法律這統治工具去加添統治的正當性，但更關鍵是被統治的人都願意接受這樣的統治。即使法律不是用來限權，也不能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但人們還是接受法律只用來維持社會秩序。

這涉及相關社會的主流文化如何看甚麼才是法律的最重要功能。不同社會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取捨。即使是西方社會，也曾出現威權法治的時期，只是發展至今，才令威權法治難以立足。但文化是不斷轉變的，即使在西方世界，也有跡象顯示威權法治有復辟的可能。正是因為中國文化具備了多個元素令威權法治有錨定點，中共才能在中國大陸以至香港力推威權法治。

首先，中華民族是一個相當講求實用主義的民族。鄧小平雖是中共元老，但他的名言「無論黑貓還是白貓，只要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精警地道出了幾千年中國文化的精髓。一件事的好壞，在於它能否幫助人達成他定下的目的。實用主義背後是一套工具理性，就是用甚麼工具才能最有效達到甚麼目的。這與威權法治極之相配，因威權法治正是把法律看為單純的一種工具，能幫助當權者達到他想要達成的政治目的的有效工具。

當然實用主義和工具理性也可用來限權或保障權利這些目的，但中國文化所重視的利益主要是物質利益，並沒有抽象的權利概念。中國文化亦非常重視維持人與人之間和諧的關係，與物質主義結合起來，人並不享有與生俱來的價值與尊嚴。威權法治下的法律是以維持社會秩序為先，就正好配合中國文化這特點，只要法律能確保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即使不是用來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甚至在某程度上損害人的尊嚴，也沒有太多中國人會出來反對。

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平衡，因中國文化不承認個人權利和尊嚴，故明顯是傾向於以集體利益凌駕於個人利益的。這也與威權法治的思路相同，維持社會秩序的需要遠高於保障個人權利與自由的需要，法律往往以維持社會秩序或其他整體利益為由，不合乎比例地規限了個人的權利與自由。

在中國文化下，人的價值只在乎他在人與人之間關係中能否安守本份。孝是中國文化的人倫關係之本，原先是指家庭中子女應遵從父母，因中國人社會是以家庭為最根本的組成單位。但由此引伸出多重尊卑的關係，至國家層面的國君與子民之間，也就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尊卑關係。為了確保各人都能安守本份，不會逾越各人的位份，傳統以來中國的法律都是偏重於懲罰的。就算是到了當代，法律的功能仍然是以懲處為主，被專制的當權者在實踐威權法治時用來威嚇人民去服從。

還有，中國文化的時間觀是向後望的，也就是極之重視傳統。即使是向前看，也是非常短視，只會看非常局限的未來。這也是對維持威權法治有利的，因威權法治與法律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功能是相符的。甚至有些中國人會認為，現在的威權法治，至少比無法無天的時候好，因起碼是有法可依。亦是因短淺的視野，即使有不滿威權法治的中國人，也少有人起來抗爭，因看不到在短期內能有成功的機會。

明白了威權法治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想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社會抗衡威權法治，甚至進一步去建立起限權與達義的高階法治，第一條戰線並非體制改革，而是文化塑造。文化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動的。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中國文化也在變動中，當然變化可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