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再思應對法治挑戰的方法

面對威權法治的步步進迫，明白了中共要把香港威權化的策略及要達到的政治目的，會較易設計針對性的應對策略及方法。這可用三個E來代表：Elections 選舉、Elites 精英、和Education 教育。

一、 Elections 選舉

中共的首要策略目標是要弱化立法會和民主派人士，那麼針對性的對應策略就必是要反過來強化立法會及民主派人士。當然這絕不容易，但因香港還未全面威權化，仍有有限的選舉，故仍處半威權的狀態，且民主派人士在過去的選舉，在怎樣不利的情況仍可保著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支持度，只要能事前做好統籌，各方能充誠合作，發動全天候的選舉工程，要取得選舉突破並非不可能。

第一步是從區議選舉開始。單議席單票制的選舉，本最有利於民主派人士，但過去基於不同原因，尤其是低投票率，令民主派人士只能取得約四分一議席。若可以有更好部署去提升投票率，民主派人士是有機會取得過半議席和一些區議會的控制權，也能得到區選會功能界別在立法會的議席及百多個特首選委會的席位。「風雲計劃」就是針對此而設計。

第二步就是奪取立法會的過半議席，若能做到，即使議事規則被修改收窄了抗爭空間，民主派人士只要運用多數優勢，甚至能更有力地制約不是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特首。要做到，一方面在地區直選，政治組織之間要做好協調，以協商或初選方式減少相互間的惡性競爭，另一方面要引導選民更好地去進行策略投票，令每一張選票發揮到最大效果。同時間，也要推動更多不同界別的專業人士，想方法去搶奪功能組別中由個人選民選出的議席。那麼立會奪半，並非遙不可及。「雷動計劃」就是針對此而設計。

若上述都能成功，民主派人士在選委會的議席數目，雖未達一半，但中共將更難操控特首的選舉，或能使下任特首不會那麼容易被中共完全控制。

二、 Elites 精英

中共另一要針對的對象就是法院的法官。其實不止於法官，負責執行法律的行政部門的官員及檢控部門的律政人員，都是香港體制內的精英。即使中共想以威權法治去替代真正能限權達義的法治，因法治在香港已實行多年，這些精英對對法治怎也有一些了解。

在威權的壓迫下，或許有一些精英識事務地選擇配合威權，也有些傾向保守的，根本不覺威權有甚麼問題。但總還會有一些是心懷法治的，他們會在仍有的空間，或是消極抵抗，或是創意地陽奉陰違。有一些甚至敢於做吹哨者，在關鍵時刻指證威權的惡行。我們不期望有很多精英會這樣做，但因威權統治還是要依靠精英去負責實際的操作，只要有一定數量的精英沒有背棄信念，還是可以把威權化的速度減慢的，甚至在關鍵時刻能發揮向前推動的巨大作用。

精英最終會如何選擇，抗爭力量及威權統治都未必能直接影響得到，而是關乎到一個中共最難處理的範疇，就是已孕育出相當強抗爭意識的香港民間。當精英們離開自己專業的崗位，他們必然會回到民間去，而二者並不是想像中那麼涇渭分明的。

三、 Education 教育

有充份證據証明，「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十多個月在香港民間的推廣工作，及之後演變出來有過百萬人以不同形式參與過七十九天街頭佔領的「雨傘運動」，這兩場先後出現的社會運動，在過去幾年都在香港民間產生了顯著的教育作用。以抗爭去爭取民主的意識，已廣泛地植入香港民間，尤其是年輕及高教育水平的港人。即使抗爭是否必須是非暴力，有過不同看法，但以抗爭去反專制，已是香港的政治文化一個重要部分。

不過，支持或同情抗爭的人，仍未佔社會的大多數。過去支持或參與了抗爭的人，因這幾年中共威權的打壓，亦有一部分因感到無力而選擇了放棄。因此要建立更穩固的民間基礎去抗衡威權的進迫，必須透過繼續發動各種社會運動去發揮教育民間的功能，進一步改造和提升港人抗爭的認知、意識及技術。在這過程中，應可同時培育限權達義的法治文化，及促進商討對話去化解紛爭的民主文化。在成功抗威權後，這些工作可更容易建立起一個真正實踐民主與法治的香港。